一、西方农学的植入及其本土化

东亚诸国山水相连。历史上，各国之间的国际交往十分密切，形成了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世界”。① 近代以来皆受到了西方世界的深刻影响。金荣镇（韩国农史学会）的《西方农业科技在韩国的引介》一文综合并补充了他自己２００２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从新式农书、试验研究和农业教育三个方面深入地揭示了西方农业科技传入韩国的历史进程。徐旺生（中国农业博物馆）的《近代欧美农学传入中国的路径与思考》一文高屋建瓴，认为西方农学是在西人炮口打出下传入的，具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特征，早期路线主要是经过日本，庚子赔款后逐渐转向美国。田中学（东京大学）的《明治时期“西方农学”的吸纳与“外聘教师”的作用》一文叙述了西方农学传入日本的概况，并主要以著名的札幌农学校和驹场农学校为中心阐述了外聘教师的重要作用。

张法瑞（中国农业大学）的《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创建和中国近代农学的起步》一文研究了京师大学堂农科的创建历程，认为这是中国农业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型农业大学教育的起步。

西方土地利用理论和西方的土地经营方式对东亚影响甚大，但又往往不适合东亚诸国的国情，因此，又多经过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黑泷秀久（东京农业大学）的《北海道农业的开发与农业政策的变迁———以明治时期的美国式农场到寄生地主制的转变为中心》一文认为美国的大农经营不适于北海道的风土，而寄生地主制是大农制和日本经济传统经济结合的产物，是军国主义和半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二种方式直到二战后才逐渐被适宜日本国情的土地利用方式取代。

曹幸穗（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日本北海道与中国东北三省的农业开发———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一文认为日本北海道与中国东北都是历史上相对落后地区的农业开发，是东亚世界与东亚农业① “东亚世界”的提法首先由日本学者在１９６２年提出，特别是西嵨定生１９８３年发表的《东亚世界的形成》（中译本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Ｍ］．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８８－１０３．）奠定了东亚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基础。

“处女地的近代化”，日本北海道农业开发经历了照搬美国机械化大农场失败的教训，而中国则有照搬前苏联模式的教训。事实上，近代日本北海道与中国东北的农业开发都是西方农学本土化的过程。范为仁（东京农业大学）的《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的方向与问题》一文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革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本土化的过程，其一个不可避免的方向就是国有化，但应建立一个合理的土地利用制度，应兼顾效益和公平，兼顾农民的权益和保障。曾雄生（中国科学院）的《从零碎化到园田化：关于土地利用的思考》一文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土地零碎化和园田化的两种趋势，认为土地零碎化是传统农业的特点，它具有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生产者自身物质生活需求、适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等优点，而园田化是对零碎化的革命，较能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需求，解放后推行园田化的思想主要受西方大农经营的影响。

在近代，西方农业中具体的技术层面的东西也对东亚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东亚诸国人民亦对之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朴雨丰（韩国世宗解析研究院）的《近代韩国耕作技术的变迁———以韩国犁为中心》一文从西方农业技术韩国化的角度翔实地揭示了现代韩国犁生成的过程。沈侑贞（韩国国立兽医研究检疫所）的《韩国现代兽医机构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以牛输出站和瘟疫血清制造厂为例》一文研究了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现代韩国兽医机构发展的历程，认为尽管韩国现代兽医机构首先是由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但是后来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目前世界高水平的畜病控制和检疫系统。倪根金（华南农业大学）的《近代西方林学传入与晚清中国人对植树造林的认识与实践》一文认为近代有识之士接触了西方林业后，产生了一些新的林业认识和理念，并结合本国的传统进行了一些植树造林实践，为近代林业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最初的贡献。惠富平（南京农业大学）的《近代（１８４０－１９４９）江南地区有机肥与化肥施用变化研究》一文认为化肥作为西方农学的主要标志物，２０世纪初进入中国，起初应用不广。但化肥和中国传统的有机肥各有优劣，经过反复的争论、试验和化肥的本土化改造，人们总结出一套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施肥经验。

王福昌（华南农业大学）的《西方农学的本土化与丁颖的稻作研究》一文认为丁颖作为中国现代稻作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不仅重视和熟悉西方农学的一整套理论方法，而且他一贯反对盲目照搬别国的东西，反对全盘西化的“仆从式”做法。他结合中国数千年形成的经验农法、社会实际和自然环境条件，对西方农学进行本土化改造，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二、农业现代化与乡村社会

农业现代化是这次会议的又一重要议题，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农业的形态、经营、政策、技术和乡村建设等。韩国传统刀耕火种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申旼静（江原大学）的《刀耕火种农业变迁的影响因子———以江原道为中心》一文深入分析２０世纪中期以来这一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因为政府政策、化肥施用和社会经济大环境变迁的影响。过去学术界多从兼并土地和充任官府的役职来研究日本近世地主制的经济基础，池本裕行（京都大学）的《幕领统治下挂屋的经营分析———近世地主制的经济基础》一文，则以粟山家族挂屋（挂屋是幕领统治下代替诸侯、武土们保管、汇送其出卖租米及其他物资所得价款的商人）经营为个案，通过认真统计该家族１９世纪上半叶的经营收入，雄辩地说明其经济来源主要是放贷，而不是出租土地。日本的农业合作化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坂根嘉弘（广岛大学）的《日本农业合作化经营的特质》一文认为２０世纪上半叶日本农业合作化经营迅猛发展主要是因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日本农村共同体中特有的高度互信。小岛庸平（东京大学）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比较研究———以日本的“ｍｕｊｉｎｋｏ”与爪哇的“ａｒｉｓａｎ”为例》一文导入科斯特提出的道德经济和波普金提出的政治经济理论，通过比较，检讨了过去学术界认为日本乡村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是因为传统乡村社会中地主较少而农民共同体比较强固的观点，他认为日本乡村的地主比印尼多且日本地主推动了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

另外，伊藤淳史（东京大学）的《内原集团与石黑农政再考———以战后的活动为中心》一文对农业政策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与过去学术界专注于土地和粮食政策的不同，他转而注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内原集团在战后虽发生了分化和转变，但向国外移民的政策仍未改变，只是从中国的东北转向美洲，直到１９６１年颁布《农业基本法》才根本改变。李海训（东京大学）的《中国东北寒冷地区劳动密集型稻作农业的形成———以１９４０－１９５０年代为中心》一文主要探讨了我国东北地区劳动密集型稻作农业形成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日本导入耐寒和耐肥稻种，二是工作和化肥的缺乏。崔七九（韩国农业振兴厅）的《地热采暖方法使用于园艺温室大棚的经济分析》一文介绍了１９５０年代以后地热采暖方法使用于园艺温室大棚在韩国的产生发展情况，认为这一设施的使用虽有初始投入较高的缺点，但随着矿物燃料价格的持续上扬，有望得到迅速发展。彭光华（中国农业大学）的《昔日盐碱滩变成米粮川》论述了河北省曲周县在中国农业大学的技术支持下改造盐碱地取得的成就。汤川真树江（庆应义塾大学）的《黄越川〈东三省水田志〉研究———兼论此书与满铁农业试验场研究成果的关系》一文对黄越川撰《东三省水田志》一书写作的背景、内容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认为此书具有重要的技术史和民族运动史史料价值。李伟（云南农业大学）的《基础设施建设背景下村民生计与土地利用互动变迁研究———基于澜沧江畔Ｈ 村三十年环境变迁的考察》一文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近３０年来村庄土地利用剧变“触发器”，而村民自发的生计应对策略导致的土地利用是不可持续发展。

乡村发展与乡村社会及其变迁有重要的联系。安玉善（韩国农业振兴厅）的《韩国江原道太白地区民俗活动“ｓａｓｉｒａｎｇ－ｅ”之考察》一文探讨了江原道太白地区叫“ｓａｓｉｒａｎｇ－ｅ”的传统民俗游戏活动及传统文化产品开发的问题。金美熙（韩国农业振兴厅）的《乡村故事的资源化研究———以瑞川郡为例》一文，以韩国瑞川郡（县）为例探讨了乡村故事传承者把前代乡村故事当作素材重新编讲的具体过程，认为乡村传统知识是在适应新的环境下嬗变和传承的。岩岛史（京都大学）的《战后日本农村的民主化与主妇规范———以１９５０－６０年代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为中心》一文以战后日本农村民主化改革中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为中心，阐述了日本传统消费型的家庭妇女向现代作为积极角色并对日本现代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现代家庭主妇转变的历史过程。

　　三、传统农业及其他问题

最后，与会学者对东亚传统农业作物、东亚世界与东亚农业农器、耕作技术、农业灾害、粮食运输和农业管理机构诸问题也进行了不少讨论。金钟德（舍堂韩医院）的《玉米的引种及其功效研究》一文对玉米在东亚的引种重新做了研究，他依据１５２７年《训蒙字会》的记载认为玉米在韩国的引种比中国早。王星光（郑州大学）的《中国古代足踏式风扇车考释与复原》一文对元王祯《农书》所载的“风扇车图”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此图描绘的不是一般的风扇车，而是失传的足踏式风扇车，用于清除场圃间揉打脱粒后粮食籽粒中的糠、穰等杂物，并进行了复原。邵侃（吉首大学）的《汉族农业遗产的当代价值———基于“代田法”的考察》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以汉代的代田法为中心考察了汉族农业遗产的当代价值，认为任何传统技术在当代的重新利用都要注意其地方性和生态适应性。李军（中国农业大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救灾———从经济到政治》一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救灾”和“救政”两种自然灾害防治模式，统治者重视前者，重视的是政治的稳定，而灾民则更关注政府救治的实效和自己的生存。二种模式形成矛盾冲突，从而导致王朝循环。李令福（陕西师范大学）的《论西汉关中平原的水运交通》一文对西汉关中平原地区的漕运粮道的开辟进行了研究，认为西汉关中水运发展到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卫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隋唐工部四司职能源流考》一文经过翔实的考证，认为隋唐工部司、屯田司、虞部司和水部司的渊源甚为久远，归属也屡经变更，但由于四司的职能都是掌管国家的公共事务，四者最终归属于尚书工部。

此外，还有学者对农业聚落、农产品贸易和民主德国的“强制近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刘兴林（南京大学）的《汉代农业聚落形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认为汉代农业聚落的形式多样，不能整齐划一，我们既不能无视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也不能以考古发现以偏概全。野间万里子（京都大学）的《１９２０年代日本进口朝鲜肉用牛评估———以畜产试验场的肥育试验为例》一文重新研究了１９２０年代日本把朝鲜肉用牛作为进口重点的原因，她认为主要是因为朝鲜牛作为肉用牛屠宰之前还可作为耕牛使用３年或更多的时间，而朝鲜牛育肥的成本和肉质诸方面并没有优势。菊池智裕（京都大学）的《民主德国“强制近代化”的微观史研究———以１９５２－１９６６年埃尔富特市的土地开发政策为个案》一文通过微观史学的观察，认为该市的土地利用政策是在冷战时代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典型的逻辑下制定的，而不完全是过去学术界主认为的“强制近代化”的结果。

王福昌（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２）

古今农业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